G 向香港法院申请撤销两份部分裁决（“该等裁决”），或者中止撤销申请，将案件发还给仲裁员。

G的第一个申请理据是该等裁决与香港关于不合法原则的公共政策有抵触（“理据一”）。G 在申请中明确表示，它并不是基于仲裁员引用了Tinsley而非Patel的法律错误为由来挑战该等裁决。

G 提出申请的第二个理据是，该等裁决内容超出了提交仲裁的范围，而且仲裁程序不符合双方的协议（“理据二”）。在这方面，G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为依据，该条款规定仲裁员无权裁决间接、特殊或惩罚性损害赔偿，G 认为此约定对仲裁庭的权力产生了限制，仲裁员无权就 N 提出的间接、特殊或惩罚性损害赔偿反申索作出有利于 N 的裁决。

判决

理据一

陈美兰法官（“法官”）认为，法院有权基于公共政策审查仲裁员拒绝给予 G 救济的决定。在这方面，法官给予以下理由：

1. 虽然仲裁员造成的任何法律错误并不能使 G 有权撤销该等裁决，但法院有权力及责任考虑该等裁决是否违反了香港的公共政策。
2. 法官引用 Betamax v. State Trading Corp [2021] UKPC 14 一案，认为公共政策问题应由法院裁定。法官认为，Betamax 案是枢密院就公共政策在《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的含义所作出的判决，因此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的案例。
3. 正如枢密院在 Betamax 案中所解释的，当法院只是根据仲裁员对法律和事实的裁定（该等裁定不受审查）来决定公共政策与裁决之间是否存在抵触时，裁决的终局性不受影响。
4. 如果一方当事人以裁决或裁决的执行违反香港的公共政策为由，要求撤销裁决或拒绝执行裁决，香港法院应根据其当时认可的香港公共政策来考虑相关理由。
5. 根据案情，G 有充分可辩性的理据以公共政策为由撤销该等裁决。然而，法官并没有就该等裁决是否违反香港公共政策给予最终意见，而是命令将撤销程序中止三个月，并将案件发还给仲裁员处理，以便他能够考虑 Patel 案（该案受香港法院认可），并决定该等裁决是否会受此影响。

理据二

法官认为，理据二相当于声称仲裁员没有管辖权。然而，法官认为，G 没有在仲裁中提出管辖权问题，违反了《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 16 条规定，因此在撤销申请中不得提出该主张。

此外，G 在仲裁中明确表示，其关于仲裁条款的论点不是对管辖权的挑战。法官引用了 C v. D [2023] HKCFA 16（该案区分了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庭管辖权的挑战和对索赔可受理性的挑战），认为 G 的抗辩只是对可受理性提出挑战（即，对在仲裁中可适当提出的索赔的限制）。因此，法院认为其无权审查仲裁员的裁决。

总结

本案是香港法院根据《仲裁条例》（第 609 章）第 81 条中止撤销程序并将案件发还仲裁庭的罕见案例，其目的是允许仲裁庭消除仲裁程序中任何潜在的缺陷或瑕疵。虽然法官认为香港法院有权基于公共政策审查不合法原则的问题，但法官强调 G 没有基础以任何法律错误为由要求撤销该等裁决。因此，一般情况下，除非当事人明确选择根据《仲裁条例》就法律问题对仲裁裁决提出上诉，否则法院无权审查法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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